本月，德国政坛的一系列变动震惊世界。

11月6日，德国总理朔尔茨“突然”解除了自由民主党籍财政部长林德纳的职务。旋即，自由民主党籍部长宣布退出由社民党、绿党和自由民主党组成的“交通灯”联合政府。由此，德国历史上首个三党联盟宣告提前解体。

应该说，执政各党在财政政策，尤其是“债务刹车”问题上的立场分歧，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提前选举、组建新政府能否让德国走出经济困境，保住德国在欧洲的“稳定锚”地位？近期德国经济持续低迷，传统制造业优势地位受到挑战，外部面临外需不足、成本优势逆转、国际市场份额受到部分发展中经济体等后起之秀的挤压和发达经济体“在岸化”政策的挑战，内部面临传统产业的“路径依赖”过重、产业政策效果不佳的问题，反思其所面临的困境对中国等制造业大国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德国经济现状

曾是欧洲经济火车头的德国，正遭遇空前的困境：连续两年GDP下滑、企业哀声一片、外界质疑不断。究竟是什么让这个昔日的“优等生”步入低谷？在全球经济复苏的轨道上，德国为何独自徘徊？

德国时间10月30日，“德国经济引擎”大众汽车集团发布的第三季度财报显示，三季度净利润从去年同期的43.4亿欧元降至15.7亿欧元，同比大跌63.8%；营业利润为28.6亿欧元，同比大跌42%；营业利润率从6.2%降至3.6%，为四年多来最低水平。

为了应对挑战，大众汽车宣布史无前例的重组，计划关闭至少三家德国境内工厂、裁撤数以万计员工并收缩其在德国所有剩余工厂规模，同时要求14万名工人集体降薪10%。目前，大众汽车正与工人展开拉锯式的谈判。当月，德国失业人数增加了2.7万人，失业人口达到286万人，失业率保持在6.1%左右。

德国人对大众汽车有着深度的依赖感，其业绩“暴雷”无疑给德国的经济前景蒙上一层阴影。

蒂森克虏伯集团于11月25日宣布了一项重大决定，计划在接下来的六年中，对其钢铁部门的员工人数进行大幅度缩减，比例高达40%，即从现有的2.7万人减少到1.6万人。这一决策无疑给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工业界带来了又一次沉重的打击。

多方面影响

当下，全球目光聚焦于美国大选、特朗普上台、强势的美元美股以及中美关系，很少人关注到德国这一老牌经济体在俄乌战争后正走向衰落。德国正面临新的困境，正发出经济长期停滞的信号，曾经令人刮目相看的德国经济何以至此、又何去何从？

能源危机

俄乌冲突之后，来自俄罗斯的稳定廉价能源供应中断，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使德国工业产品成本优势逆转。长期以来，德国低价进口能源和原材料，并加工为高附加值的产品进行出口获取高额利润。俄乌冲突前，德国超过一半的天然气进口来自俄罗斯；冲突升级后，德国虽然度过了天然气短缺最艰难的时刻，但俄罗斯廉价的管道气替换为美国等德国盟友国家的液化天然气，使其能源供应价格难以重回疫情前水平。从德国工业生产数据看，受能源价格影响，高能耗产业产能持续下滑，德国最具代表性的化工行业产能较2019年已下降了17.5%。不少企业寻求将产能从德国外迁至成本更低的国家，廉价能源的丧失对德国高能耗产业带来的疤痕效应难以消退。

德国南部的陶瓷公司Duravit便是如此——因能源成本过高，不得不在加拿大设厂以获得能源补贴。这股“出走潮”愈演愈烈，德国似乎正在失去对企业的吸引力。

政府战略定位失误

德国政府在面对能源危机时，未能找到战略自主和欧美同盟关系之间的平衡，导致经济模式失去了长久以来的稳固优势。德国过度依赖俄罗斯的廉价能源和中国市场，而忽视了基础设施投资，导致公共服务质量下降，进一步影响了德国的经济形象。

一直以来，德国对“计划调节或国家引导”持非常保留的态度。政界和学界普遍认为，传统产业政策可能会造成市场垄断，阻碍自由竞争。2019年德国公布的《国家工业战略2030》引起很大争议，因其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支持大企业发展等内容，与德国一直秉持的市场经济原则以及德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实际经验并不一致。该战略的短期效果有限，比如德国在企业“互联网+”水平以及ICT产业的设备制造与技术应用领域均愈加落后于美中日韩。在全球发达经济体纷纷加大产业政策力度，促进特定部门的创新的大背景下，德国的产业政策能否发挥作用，还有待中长期的观察。德国执政联盟内部党派意见分歧严重，宛如一盘散沙。自民党希望减税，绿党却主张加税；在建筑和基础设施碳排放问题上，绿党和社民党也各执一词。政策的分歧，让企业和投资者犹疑不定，迟迟不敢决策。这样的局面不仅加大了经济复苏的难度，也让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受到打击。

制造业的衰败

19世纪以后，德国逐步构建了以大型跨国企业为核心、中小企业集聚产业链的强大工业网络。2000年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提速，德国通过能源和原材料等初级产品的大量进口和工业产品的大量出口拉动经济快速增长，分享全球化的红利，并形成了以汽车、机械、化工、医疗和电子技术为主的全球优势产业。制造业是德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引擎，占GDP比重明显高于其他发达经济体。但随着近年来全球地缘政治分裂和产业结构的演变，德国制造业面临严峻内外部挑战，优势产业基础受到侵蚀，为其宏观经济前景蒙上阴影。
对中国投资增加

当前的德国，正面临被追赶阶段更加难的处境，正遭遇两个强劲对手的夹击：中国与美国。大众汽车、巴斯夫等德国老牌企业是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市场。长期以来，中国与德国形成一种互补性经贸格局。不过如今，中国正在成为德国的产业竞争对手。德国汽车、机械制造和化工三大产业占其GDP的比重达到30%，而中国这三大产业规模同样庞大，而且近些年快速兴起，凭借成本优势、技术迭代与产业政策支持，正对德国构成直接竞争。

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国际竞争力，不是来自顶尖技术，而是产业链。新能源产业链中诸多核心技术依然由美日韩掌握，而中国的能力是拥有能够大规模量产的能力。尽管德国政府试图在供应链上“去中国化”，但德国企业对华投资仍创下新高，显示政商两界并未在减少中国依赖问题上达成共识。

化工是德国老牌工业，与汽车相比，化工行业对能源成本更加敏感，如今存在“去德国化”的可能。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选择在中国新建工厂，正是为了应对能源成本上涨带来的压力。在2022年石油危机期间，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第二季度能源成本同比大增266%，迫使其迅速关停国内工厂，向海外寻求进口替代和产业转移。2022年前10个月，德国实际对华投资增长达95.8%，远高于全国同比增速14.4%。

前路曲折

尽管德国经济深陷困境，政府也并非坐视不管。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提出了一系列促进复苏的政策，包括减税、提供低成本的长期能源价格、减少繁琐的官僚程序、鼓励老年人继续工作并吸引外国技术人才。这一计划备受瞩目，预计将为德国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尽管前路充满挑战，但德国依旧具备深厚的技术和工程优势，债务水平也低于多数发达国家。德国财政部长林德纳认为，德国只是需要“休养生息”，未来仍可重现昔日的经济辉煌。

当前德国正面临能源成本上升、全球化进程放缓的双重挑战。德国汽车行业的商业模式在气候中和与数字化转型的双重压力下显得力不从心，市场上涌现出众多新的竞争对手。随着汽车工业的衰落，德国的整体经济也面临着衰退的风险。经济疲软导致德国企业和民众的信心受挫，企业和机构变得更加谨慎。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德国却未能及时跟上步伐。德国内部的政治辩论缺乏明确的方向性，既未能为企业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也未能为消费者指明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可以预见的是，德国的困境仍将持续一段时间，想要走出经济困境的德国，注定要面对一条艰辛而又曲折的道路。